作为马大夫非抓业死忠，我也来添砖加瓦
有时和父亲的关系稍有缓和，但是不久又回到紧张状态，大多数时候我们一家都在逃避，搬来搬去，躲避父亲，畏而远之。他的活着似乎就为了两件事情：喝酒；像索命鬼一般缠着想远离他的妻子儿女。我长大的过程中这些经历习以为常，比如我们搬进一个便宜的公寓，然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吧厨房里面的老鼠洞给堵上。之后会平静一阵，我会加入一些小社团，结交些新朋友，然后有一天母亲惊恐地跑回来说父亲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了。当天晚上，楼下就会出现搬家公司的卡车，我们飞快收拾行李想逃荒者一样逃离。
我的母亲是个女佣，除了她的工资，我们还得靠社会救济、医疗补贴以及亲朋好友的慷慨解囊来生活。有时我需要尽可能忍受，例如一段时间我到一个阿姨家里生活，Jehovah’s Witness是教徒，而宗教很快成了我生活的中心。相信我，这不是件好事儿，特别是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突然之间，我们要花所有的时间来迎合他们，周三晚和周日早上的礼拜，宗教报纸研究组活动，周末的宾客演讲，家里的圣经研习等等，就算我到了学校，还要忍受每个人把手放在胸口进行宣誓和祷告，我只能站在那边，两手垂在哪里，忍着不讲话。其他孩子唱生日歌时候我也静静地在一旁晾着。很难结识新朋友，除非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宗教怪物，还是算了吧。我被完全遗弃了，又是遭受各种殴打。
我记得有次母亲在Newport海滩时，上班带着我，在一家叫Linda Isle的有钱人家干活。一群男孩在甲板那里玩球，这个游戏有时被称为用球杀人，70年代的这种Smear the Queer的游戏很常见。那些孩子都人高马大，不断折磨我并且乐此不疲，而我根本不在乎，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在学校殴打中长大的，在叔叔阿姨的教化下长大的，在表兄弟姐妹的欺侮下长大的。我把一切归咎于Jehovah’s Witness家。他们会因为我似乎触犯了Witnesses家规而疯狂殴打我，而这种行为让他们在爱戴上帝的宗教面具下的丑恶嘴脸尽显无疑。
我曾试着融入Witness家，但是这就像个鸿篇巨制的多极化市场计划一样：你挨家挨户地卖书和杂志，卖的越多，你越高尚。简直是废话！我当时 8,9,10岁，我担心我的世界已经到尽头了。即便到今天我还是不能抹去Witness家给我带来的心灵创伤。我对圣诞毫无激动之情，因为我总担心假日的到来（我说这些的时候，把自己看做是个基督徒）。我试着以饱满的热情去陪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起过好圣诞，而内心深处，总有些不安与恐惧；是他吗的 Witness家毁了这一切。
如果你是个没有父亲，甚至脑子里面没有父亲的印象的小男孩，成天一群女人围着你，你感受到无比孤独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只能自己和自己玩了，创造你自己的小天地。我玩各种塑料模型，包括Jack Dempsey， Gene Tunney的模型玩具，诺曼底登陆入侵Iwo Jima的美国大兵小人人。听起来很怪异是吗？好吧，这个在我脑子里面的特殊世界才是最安全的。我不想把自己说成是楚楚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我从没那样觉得，我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而所有的幸存者都曾经历过不幸这个真理，在我身上同样适用。
体育带来了一线光明。我的姐姐Suzanne嫁给了一个加州Stanton的警察局长Bob Wilkie。Bob是个彪形大汉（六尺四寸搞，200磅重），他以前是乙级棒球联赛运动员，他曾一度是我心中的英雄，也是我第一个棒球教练。他的继子 Mike（我的侄子—太荒诞了）是队里面最好的投手，而我是接球手。我从小就喜欢棒球，喜欢穿好装备为接好球保护领地做好准备，就像我的生命依附于此一样。其他人想要得分，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我不会做犯规的事情，但要是他们想过我这关，我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就这样我带领球队在第一赛季保持由省。
我不想说我是为棒球而生的，但是如果我愿意，我将成为职业运动员。然而运图多舛，我付出了努力，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支持。在和Suzanne住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找到了我们，我们只有搬家了，不是去Michelle家里就是去阿姨Frieda家里，总之这样周而复始。
我不懒，实际上很勤奋，我靠送报纸打工挣钱付了棒球装备费用和会费，然后打了第二份工为了有点闲钱买食物并防备不时之需。那时我们又从Garden Grove 搬到了 Costa Mesa，我的两份临工都是在Costa Mesa的，而棒球队在Garden Grove，两地相距10英里。为了练习，我需要骑车很长时间往返，骑回去也该睡觉了。疯狂的事情在赛季结束前发生了，一场打得很烂的比赛之后，教练对所有投手都受够了，发号施令让我去做投手。
“可我不是投手，”我说。
“你现在是了。”
我不想成为带刺儿的自大狂，我只是感到疲倦，并且也没有心情去打新的位置。我可不想再从头学起或者忍受尴尬，心灰意冷地透支精力骑车回家。
所以我做了投手，事实证明那确实不行，我玩了几轮之后就不玩了，而那成为我参加的最后几场棒球比赛。
音乐总是充斥在耳畔，有时远远飘来，有时仅在咫尺。Michelle嫁给了一个叫Stan的男人。我当时认为他是全世界最酷的男人之一。他也是个条子（像 Bob Wilkie一样），但他是个交警，为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工作。Stan会在早上起来，船上皮篓子、金属靴走起路来咚咚作响，然后骑上哈雷，点火之后整条街都能听到轰鸣声。没人抱怨过，谁敢对条子发火？难道再叫点警察来逮他？我很喜欢Stan，不仅仅因为他骑哈雷，是你绝不愿意惹恼的人，也因为他是个爱好音乐的很真诚的人。每次我去他家，他的立体声音响都在轰鸣，空气中弥漫着60年代的经典声音：Frankie Valli, Gary Puckett, the Righteous Brothers, Engelbert Humperdinck。我喜欢这些家伙的音乐，这听起来似乎和我这个未来重金属战士相违背是吧？好吧，仔细想想，我从没怀疑过Megadeth的音乐受到过这些美妙旋律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Stan家的音乐。
我的母亲是个女佣，除了她的工资，我们还得靠社会救济、医疗补贴以及亲朋好友的慷慨解囊来生活。有时我需要尽可能忍受，例如一段时间我到一个阿姨家里生活，Jehovah’s Witness是教徒，而宗教很快成了我生活的中心。相信我，这不是件好事儿，特别是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突然之间，我们要花所有的时间来迎合他们，周三晚和周日早上的礼拜，宗教报纸研究组活动，周末的宾客演讲，家里的圣经研习等等，就算我到了学校，还要忍受每个人把手放在胸口进行宣誓和祷告，我只能站在那边，两手垂在哪里，忍着不讲话。其他孩子唱生日歌时候我也静静地在一旁晾着。很难结识新朋友，除非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宗教怪物，还是算了吧。我被完全遗弃了，又是遭受各种殴打。
我记得有次母亲在Newport海滩时，上班带着我，在一家叫Linda Isle的有钱人家干活。一群男孩在甲板那里玩球，这个游戏有时被称为用球杀人，70年代的这种Smear the Queer的游戏很常见。那些孩子都人高马大，不断折磨我并且乐此不疲，而我根本不在乎，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在学校殴打中长大的，在叔叔阿姨的教化下长大的，在表兄弟姐妹的欺侮下长大的。我把一切归咎于Jehovah’s Witness家。他们会因为我似乎触犯了Witnesses家规而疯狂殴打我，而这种行为让他们在爱戴上帝的宗教面具下的丑恶嘴脸尽显无疑。
我曾试着融入Witness家，但是这就像个鸿篇巨制的多极化市场计划一样：你挨家挨户地卖书和杂志，卖的越多，你越高尚。简直是废话！我当时 8,9,10岁，我担心我的世界已经到尽头了。即便到今天我还是不能抹去Witness家给我带来的心灵创伤。我对圣诞毫无激动之情，因为我总担心假日的到来（我说这些的时候，把自己看做是个基督徒）。我试着以饱满的热情去陪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起过好圣诞，而内心深处，总有些不安与恐惧；是他吗的 Witness家毁了这一切。
如果你是个没有父亲，甚至脑子里面没有父亲的印象的小男孩，成天一群女人围着你，你感受到无比孤独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只能自己和自己玩了，创造你自己的小天地。我玩各种塑料模型，包括Jack Dempsey， Gene Tunney的模型玩具，诺曼底登陆入侵Iwo Jima的美国大兵小人人。听起来很怪异是吗？好吧，这个在我脑子里面的特殊世界才是最安全的。我不想把自己说成是楚楚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我从没那样觉得，我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而所有的幸存者都曾经历过不幸这个真理，在我身上同样适用。
体育带来了一线光明。我的姐姐Suzanne嫁给了一个加州Stanton的警察局长Bob Wilkie。Bob是个彪形大汉（六尺四寸搞，200磅重），他以前是乙级棒球联赛运动员，他曾一度是我心中的英雄，也是我第一个棒球教练。他的继子 Mike（我的侄子—太荒诞了）是队里面最好的投手，而我是接球手。我从小就喜欢棒球，喜欢穿好装备为接好球保护领地做好准备，就像我的生命依附于此一样。其他人想要得分，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我不会做犯规的事情，但要是他们想过我这关，我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就这样我带领球队在第一赛季保持由省。
我不想说我是为棒球而生的，但是如果我愿意，我将成为职业运动员。然而运图多舛，我付出了努力，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支持。在和Suzanne住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找到了我们，我们只有搬家了，不是去Michelle家里就是去阿姨Frieda家里，总之这样周而复始。
我不懒，实际上很勤奋，我靠送报纸打工挣钱付了棒球装备费用和会费，然后打了第二份工为了有点闲钱买食物并防备不时之需。那时我们又从Garden Grove 搬到了 Costa Mesa，我的两份临工都是在Costa Mesa的，而棒球队在Garden Grove，两地相距10英里。为了练习，我需要骑车很长时间往返，骑回去也该睡觉了。疯狂的事情在赛季结束前发生了，一场打得很烂的比赛之后，教练对所有投手都受够了，发号施令让我去做投手。
“可我不是投手，”我说。
“你现在是了。”
我不想成为带刺儿的自大狂，我只是感到疲倦，并且也没有心情去打新的位置。我可不想再从头学起或者忍受尴尬，心灰意冷地透支精力骑车回家。
所以我做了投手，事实证明那确实不行，我玩了几轮之后就不玩了，而那成为我参加的最后几场棒球比赛。
音乐总是充斥在耳畔，有时远远飘来，有时仅在咫尺。Michelle嫁给了一个叫Stan的男人。我当时认为他是全世界最酷的男人之一。他也是个条子（像 Bob Wilkie一样），但他是个交警，为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工作。Stan会在早上起来，船上皮篓子、金属靴走起路来咚咚作响，然后骑上哈雷，点火之后整条街都能听到轰鸣声。没人抱怨过，谁敢对条子发火？难道再叫点警察来逮他？我很喜欢Stan，不仅仅因为他骑哈雷，是你绝不愿意惹恼的人，也因为他是个爱好音乐的很真诚的人。每次我去他家，他的立体声音响都在轰鸣，空气中弥漫着60年代的经典声音：Frankie Valli, Gary Puckett, the Righteous Brothers, Engelbert Humperdinck。我喜欢这些家伙的音乐，这听起来似乎和我这个未来重金属战士相违背是吧？好吧，仔细想想，我从没怀疑过Megadeth的音乐受到过这些美妙旋律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Stan家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