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日，拉萨，音乐影片《冈拉梅朵》的开机仪式上，我第一次见着捞仔，他是《冈拉梅朵》的音乐总监，他酒喝得有些高，满面红光，说话声很大，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一开口就说：“要让我说话，先给我好酒喝，喝得多才能说得多说得好。”我以为他喝大了，可在后面的采访中他表达得非常好，思路清晰，说话很直接，没有虚头巴脑云里雾里似的废话，并且言语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就此知道他除了酒量很大以外还是一个直爽的人。
捞仔本姓吴，浙江湖州人。“捞仔”这名字来自广东话，是对到广东打工或“淘金”的外地人的概称，是一个相当于骂人的词儿，他在广州酒吧的乐队里做吉他手时，因不满广东人对外地人的歧视，赌气把这个词当作了自己的姓名。久而久之，“捞仔”的名气大了起来，也就成了他的代名词，他的真姓名也就不对外说了。
玩音乐能玩出名儿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小就被父母苦心栽培严格教育的，另一种是自己痴迷酷爱无师自通的。捞仔是后者。他学吉他是因为第一次高考没有考上，看到同样没考上的同学拿着把吉他在那里拨弄，于是百无聊赖中也弄了把吉他让同学当“老师”亦步亦趋地学起来，一个暑假他竟把吉他玩熟了，捞仔的右手手指头为此积了很厚的老茧。16岁的捞仔，在他高考落榜后失意的日子里，即使阳光再灿烂，对于他来说也是阴霾蔽日，而一把吉他用手指拨动那六根弦就能响起悦耳动听的旋律，这旋律就能驱散他心头的阴云，让他得到心灵的释放和快乐，那他何乐而不为。他弹奏吉他进步神速，竟成了他“老师”的老师，他在伙伴们面前频获好评，他的自信又回来了。第二年，他考上了一所本地的财会学院。在学校四年的时间捞仔记不起学到了什么，只有吉他弹得炉火纯青。这时他的脑子里已开始不着四六了，他对所学的财会十分厌倦，可又不知自己未来能够干什么，他认为除了在宿舍弹吉他是快乐的时光，一走进教室就无精打采地犯困，稀里糊涂地混到下课。就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在报上看到杭州举办吉他比赛，他心里琢磨，杭州是省城，在省城举办吉他擂台，一定会云集各路高手，自己的吉他弹得再好，也不过是在自己家乡的地级市，自己要走出去见见世面会会高手，也好知道自己的水平是高是低。这样想着，他就背着吉他踏上了去往杭州的路。
捞仔想杭州这座大城市玩吉他的人应该比他水平高，但在比赛现场巡视了一圈后，他忐忑的心却放下了，他真没发现有谁比自己更牛。“杭州的吉他手就这水平，那我还不就是第一了？”捞仔的眼里开始没人了。这也不能说捞仔轻狂，也许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但事实完全出乎捞仔的预料，比赛结果公布了，他不但没有得到冠军，连前三名都没有份儿，只弄了个不值钱的优秀奖。究其原因，捞仔说，可能当时太想拿冠军了，心里压力大，弹得“水”了。尽管在赛场上没发挥好，但场下的表现却让捞仔人气飙升，捞仔觉得弹吉他还得是在大城市，于是他留在杭州，杭州许多搞音乐的人都开始知道本地来了个玩吉他玩得特“溜”的小伙子。正在此时，广州太平洋艺术团来杭州招人，有人向他们提起了捞仔，把捞仔找来试试身手，这一试不打紧，竟让“太平洋”的主考官们大惊失色，他们没有想到在杭州还藏着这么优秀的吉他手，二话不说，立马将其招入帐中，并让他做乐队的主音吉他手。1987年时，广州太平洋艺术团曾红极一时，捞仔的加入使他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和顺畅。
1988年夏，他跟着艺术团来到北京，参加百名歌星演唱会的录音。北京对于捞仔来说，那就是心中景仰已久、向往已久的圣地，他做梦都没想过能来北京，而且一到北京他就遇见了自己的心中偶像、著名摇滚歌手王迪。捞仔说，王迪对他的影响十分深重，王迪让他爱上了摇滚乐，王迪让他认识了崔健、刘欢、田震、唐朝这样在中国流行音乐界地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和乐队，更为重要的是，他亲身参与并体验了中国原创流行音乐最为辉煌的时代。这个时候的捞仔21岁，在他的眼里，摇滚乐就是牛B。只有摇滚乐才能代表青年人要改变现状的呐喊，只有在摇滚乐中，他手中的吉他才能释放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才能把他的心声变成摧击现实的力量。这种想法一直激励着他的音乐创作和表演，也一直陪伴着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又离开“太平洋”，直到有一天，与他在一个乐队中演出的女歌手朱哲琴跟他说，要他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做西藏音乐的，当时捞仔一听西藏音乐还现出一脸的不屑，但顾及朱哲琴的面子，还是跟着她去了。捞仔见的这个人叫何训田，当何训田让捞仔聆听自己采自西藏的音乐时，捞仔目瞪口呆，他自以为博听众乐无所不知，但他还没有听到过对人的心魄能造成如此震慑的音乐。他突然发现自己太无知，太浅薄了，他不须任何理由地一下子迷上了这来自天籁的声音。何训田对捞仔说，他要为朱哲琴录制一盘歌曲专辑，专辑名都起好了，叫《阿姐鼓》，因为朱哲琴推荐捞仔做乐队的吉他手，所以特意请捞仔来坐坐。何训田为捞仔开启了音乐世界最为奇妙的一扇天窗，一束灵光从窗孔洒下，照在了捞仔的头上，他觉得这束光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她穿透了捞仔的肉身直达心灵最深处并在那里犁开了第一道田垄，他霍然发现，心灵深处那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就是为这束亮丽的灵光预留的。捞仔在朱哲琴的专辑《阿姐鼓》和《央金玛》中任吉他手，这种缘分让他不带任何功利心地去钻研西藏的音乐。从此他也开始从乐手向音乐制作人转变。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了一首名叫《天葬》的诗：“默默地向你挥挥手，告别我们轮回的缘分，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带走我一生的荣耀。轻轻走过曾经的家，记住千年不变的誓言，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打开我阳光的天路······”捞仔被强烈地感动了，他情不自禁地为这首诗作了曲，有一天见着西藏著名男歌手亚东的时候把这首歌交给了他，这首《天葬》经过亚东高亢婉转的歌喉，竟在青藏高原上广为流传，藏族人民深深地喜爱这首歌，并把捞仔视为兄弟。1996年1月，《天葬》应邀参加了法国坎城的第三十届世界音乐大展。渐渐地，捞仔成为西藏音乐最有实力的制作人，他为影片《可可西里》作的音乐获得了2005年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的提名，这是他第一次为影片作曲。
“我在音乐上走得很顺，那是因为我在别的方面走得不顺，比如做生意什么的。我的经验告诉自己，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不要妄想自己是多面手，不要太有理想，太有理想就会活得很累，强努着达到理想又有什么劲？在一个自己喜爱的领域里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比什么都强。人生应该是快乐的。音乐大师卡拉扬先生说的一句话是我的座右铭，他说，假如你喜爱音乐又是靠音乐生活，那你就感谢上帝吧。”捞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