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天都听音乐，但一场优秀的现场演唱会所带来的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每隔一段时间，我都想去重新体验那种直指人心的震撼和跃动。可惜的是，现在北京的大型场馆都在为准备奥运会而进行修缮，聆听现场演唱会的机会少之又少。
这就是我毫不犹豫地飞往上海，观看2007年1月20日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现场演唱会的原因。几年前，克莱普顿在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办小型演唱会时，我曾经把一张免费票转送别人。那时只要花上10美元火车票，坐半小时车就能听到他的演唱会，而现在却要花500美元买门票，用两天时间，往返1,400英里才能做到。不过，我从没考虑过不去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跟随美国流行文化方面自相矛盾。一方面，我很高兴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但另一方面却又在网上急切地搜寻“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火线”(The Wire)和“死木”(Deadwood)等热门电视剧的最新剧集。我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却又热衷于播客。我内心有个声音在说，应该利用在中国的时间多探索一下这个国家，不必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本可以“回去再说”的事情上。不过，这场演唱会与众不同，我必须去。
音乐一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读初中时，我选择阿尔曼兄弟乐队(Allman Brothers)的已故吉他手杜恩•阿尔曼(Duane Allman)作为课外作业“美国伟大人物生平”的研究对象。20年前，我在大学校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蓝调吉他手巴迪•盖伊(Buddy Guy)的专题文章，此后在工作中也写过不少类似的东西。我喜爱的音乐不但让我有了谋生手段，而且还给了我很多很多。音乐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克莱普顿的现场演唱会令我如此兴奋。
我有理由相信，这将是场激动人心的演唱会。克莱普顿新组成的乐队中有两位我一直景仰的吉他手，多伊尔•布拉姆豪(Doyle Bramhall 2)和戴瑞克•特拉克斯(Derek Trucks)，后者11岁就已成名，我为《吉他世界》杂志(Guitar World)跟踪报导他长达15年之久。虽然自己很想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欣赏这场演唱会──让音乐荡涤我的心灵而不是站在工作角度理智地判断分析──但我无法抵挡采访关注已久的乐手的巨大诱惑。因此，我在演唱会当天安排了一次与戴瑞克和多伊尔的午餐访谈。
午餐很美味，有汤圆、热面和乌龙茶，但真正的养份来自于访谈本身。我以前主导过很多次以音乐为主题的访谈，但来中国后就鲜有机会了，直到采访渐入佳境，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怀念这种时光。
午餐后，我们开车去东台路古玩市场，在狭窄的小巷中徜徉，两边都是出售老相机、留声机、少数民族物品等东西的小店。戴瑞克和多伊尔很高兴能领略真正的中国生活。和任何坐头等舱往返的商务游客一样，他们往往觉得呆在环境舒适但大同小异的国际饭店里更加安全；但出来小小地探索一下是种不错的放松方式，我也很高兴能给他们当导游。把他们送回四季大酒店(Four Seasons)后，我开车回我住的饭店。（位于上海体育馆内，奇怪吧？）这个地理位置看演唱会很方便，因为旁边就是能容纳8,500人的上海大舞台。
我朋友麦特(Matt)已经搞到10张演唱会的门票。演出晚上6点开始，之前我们在一间套房里和几个北京同行（显然我并非唯一一个靠音乐吃饭的人）聚会，喝喝青岛啤酒，吃点薯条。在步行去大剧院的路上，我们遇到成堆倒卖门票的黄牛，还有几个笑着抽烟的警察。2006年我在北京看“后街男孩”乐队(Backstreet Boys)演唱会时，有几十个警察维持秩序，而且演唱会的座位安排很奇怪，把中国观众都划分到底层一片小区域中。
克莱普顿的演唱会则不然，感觉就像在美国看现场演唱会一样。一个澳大利亚引座员笑着问我们能否自己找到座位，我们说行，然后在第10排坐下，周围大概有80%的西方人，座位越往后中国人越多。坐在我前头的一位中国女士似乎整个晚上都觉得很无聊、很不高兴的样子，看来她自己并不想来。
这就是我毫不犹豫地飞往上海，观看2007年1月20日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现场演唱会的原因。几年前，克莱普顿在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办小型演唱会时，我曾经把一张免费票转送别人。那时只要花上10美元火车票，坐半小时车就能听到他的演唱会，而现在却要花500美元买门票，用两天时间，往返1,400英里才能做到。不过，我从没考虑过不去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跟随美国流行文化方面自相矛盾。一方面，我很高兴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但另一方面却又在网上急切地搜寻“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火线”(The Wire)和“死木”(Deadwood)等热门电视剧的最新剧集。我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却又热衷于播客。我内心有个声音在说，应该利用在中国的时间多探索一下这个国家，不必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本可以“回去再说”的事情上。不过，这场演唱会与众不同，我必须去。
音乐一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读初中时，我选择阿尔曼兄弟乐队(Allman Brothers)的已故吉他手杜恩•阿尔曼(Duane Allman)作为课外作业“美国伟大人物生平”的研究对象。20年前，我在大学校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蓝调吉他手巴迪•盖伊(Buddy Guy)的专题文章，此后在工作中也写过不少类似的东西。我喜爱的音乐不但让我有了谋生手段，而且还给了我很多很多。音乐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克莱普顿的现场演唱会令我如此兴奋。
我有理由相信，这将是场激动人心的演唱会。克莱普顿新组成的乐队中有两位我一直景仰的吉他手，多伊尔•布拉姆豪(Doyle Bramhall 2)和戴瑞克•特拉克斯(Derek Trucks)，后者11岁就已成名，我为《吉他世界》杂志(Guitar World)跟踪报导他长达15年之久。虽然自己很想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欣赏这场演唱会──让音乐荡涤我的心灵而不是站在工作角度理智地判断分析──但我无法抵挡采访关注已久的乐手的巨大诱惑。因此，我在演唱会当天安排了一次与戴瑞克和多伊尔的午餐访谈。
午餐很美味，有汤圆、热面和乌龙茶，但真正的养份来自于访谈本身。我以前主导过很多次以音乐为主题的访谈，但来中国后就鲜有机会了，直到采访渐入佳境，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怀念这种时光。
午餐后，我们开车去东台路古玩市场，在狭窄的小巷中徜徉，两边都是出售老相机、留声机、少数民族物品等东西的小店。戴瑞克和多伊尔很高兴能领略真正的中国生活。和任何坐头等舱往返的商务游客一样，他们往往觉得呆在环境舒适但大同小异的国际饭店里更加安全；但出来小小地探索一下是种不错的放松方式，我也很高兴能给他们当导游。把他们送回四季大酒店(Four Seasons)后，我开车回我住的饭店。（位于上海体育馆内，奇怪吧？）这个地理位置看演唱会很方便，因为旁边就是能容纳8,500人的上海大舞台。
我朋友麦特(Matt)已经搞到10张演唱会的门票。演出晚上6点开始，之前我们在一间套房里和几个北京同行（显然我并非唯一一个靠音乐吃饭的人）聚会，喝喝青岛啤酒，吃点薯条。在步行去大剧院的路上，我们遇到成堆倒卖门票的黄牛，还有几个笑着抽烟的警察。2006年我在北京看“后街男孩”乐队(Backstreet Boys)演唱会时，有几十个警察维持秩序，而且演唱会的座位安排很奇怪，把中国观众都划分到底层一片小区域中。
克莱普顿的演唱会则不然，感觉就像在美国看现场演唱会一样。一个澳大利亚引座员笑着问我们能否自己找到座位，我们说行，然后在第10排坐下，周围大概有80%的西方人，座位越往后中国人越多。坐在我前头的一位中国女士似乎整个晚上都觉得很无聊、很不高兴的样子，看来她自己并不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