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由颠颠CHRIS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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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 BREAKDOWN－－－－－－－－－－－－－
我被要求从巡演的路上返回；我被要求停止去做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我并不情愿如此。我还想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进行巡演；我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完成我最初的计划。这似乎看起来没有做到有始有终，因为snakepit只是一个临时为了娱乐而组建起来的乐队，但是我对它的期望却很大。当我决心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把眼睛蒙上，低下头来，直到我做成他。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当我把唱片给Geffen的时候我下了决心。1994年当我出席会议的时候我没有考虑也没有意识到唱片行业的变化。整个唱片行业正在处于剧变的边缘；大型的被合并，变卖或者在几年后瓦解。那时我并不知情也并不在乎。我给Zutaut播放了Sakepit的歌，他们决定把这个乐队做大，这也是当时我唯一在乎的事了。我并没有意识到整个唱片产业已经出了问题也没有心思考虑下一张枪花专辑的问题。我完全不直到David Geffen会卖掉他的公司，并且也许一张新的枪花专辑可能会改变他的决定，但即使我知道，我也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去改变这种境况。
现在看来，我一意孤行去搞Snakepit乐队使他们认为我逐渐把枪花乐队的前途置于危机中，于是他们决定要通过纵容我这种手法来使情况得到改善，结果他们废了好大的劲才让我知道这一想法。虽然他们一直在费劲心思想婉转地让我理解这一意图，但其实只要Zutaut或者别人说说他们的看法，我肯定会告诉他们事实：我没有任何意图想退出枪花。当时我很生气，但我总觉得我会在时机正确的时候回归到枪花乐队的工作中。
所以Geffen发行了It’s five o’clock somewhere。他们出版了这张专辑，并且在财政上给予支持……直到结束。就像我提到过的，一旦axl告诉唱片公司他想为枪花新专辑写些材料，我就会被召回因为他们觉得我肯定会卖出几百万张唱片，他们得到了利润就没理由再支持我自己的巡演了。有意思的是尽管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没觉得巡演是为了宣传专辑——对我来说只是为了演出而演出。
我在L.A.下了飞机然后在原来我跟Renee一起租的房子里安顿了下来，那是在West Hollywood。我把所有的蛇都搬了过去但我们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久，一个月一个月那么租而已。我当时可能结婚了但我并没有那种家庭主人的感觉。我直到我“应该”有个房子，但我实在弄不清这个概念。我在Sunset有一套价格合理的房子并且那里有我需要的一切。那就是我的活动空间(hang pad)：我有我的蛇，我有Renee，我有弹球机——非常棒的地方。
然后我不情愿地回到市里做我该做的事因为在我心里我知道要做的事会很多并且都不会容易。Doug建了一个叫Complex的录音室，我们之后在那里给Compound配了音。(?)我去之后axl已经在那里弄了个商场。那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排练室还有无数个外置装备——准确说是一屋子合成器——简直就是用来放Axl租的Pro Tools录音设备的兵工厂。我回来之后Axl和我并没有怎么直接交流过，没打过电话也没见面说话：我从Doug那里获得工作指令。我按时到达后会看到我的技师；Duff的技师，Mcbob；Duff，Dizzy，Matt和Huge。AXL也在视线之内。第一晚我晚上8点到的那里。
我立即想到这个场景虽然应该是我们的乐队，但却使我想起了为Michael Jackson录制Dangerous时的事情。当我给他录完后，我被这巨大的开销所震惊：到处都有他租用的设备，并且还在整个国家租用了许多完全一样的多媒体录音室，仅仅为了他无论在何时何地有灵感时录音都方便。
我是个比较节俭的家伙，所以这对我没什么兴趣。我觉得那种录音环境简直就是浪费并且我觉得Michael有点失控了。当我去录音时，工作人员们都是如此的顺从和机械，就像是五星级饭店里的服务员似的。
“你准备拿什么弹？”我记得这样一人问我。
“你什么意思？”
“我们这吉他可多了，”那人说。“你想用哪个？”
“我自己带了，”我说。“我用我自己的。”
这整个过程就是个冰冷脱节的音乐剧。我最不想在乐队写歌、排练、录音的时候感受这种气氛。我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忍受，但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缺少真诚。这类情况刚一出现我便警觉起来。但之后的事却让我更加担忧。
一排排的PRO TOOLS工具表明在制作这张专辑上axl与我有着很大的分歧。我本想尝试着去接受Pro tools，试试新的东西——前提是大家能坐在一起，一起讨论一起探索。乐队试着开始JAM来试着找些灵感。我弹出来的一些东西axl显然很喜欢，于是他把他们用pro tools录了下来并且保存起来，以便日后使用。
每晚我们到的时间都不同，但到了8点，乐队所有人就都到齐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等axl，但他来的非常，非常晚。这经常这样；那种气氛使人迷惘、窒息。我有时会出去转转；但几天后我觉得还是在脱衣舞俱乐部呆呆比较好，当axl来的时候等着工程师们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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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们组成乐队后已经过去了十年，我所知道的关于枪花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失去了steven，失去了izzy，但同时我们有了matt，有了又失去了gilby。Duff是唯一一个原始成员；他是我的朋友，我唯一可以依靠的朋友。但他现在好多了；1994年5月，他的胰腺几乎破裂，差点死掉。多年的不良酗酒习惯造成的这一切，如果duff没有戒酒接受治疗，他会死。我们关系仍然不错，基本跟以前一样，但我们不会再一起喝酒了。他真的想让事情走上正轨，并且努力让matt跟上我们的节奏，因为matt并不太清楚枪花到底怎么写歌录歌。当时我快脱节了，duff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人。
喝酒对我来说仍然乐趣无穷，并且每天娱乐活动无数，但我喝酒逐渐变成了一种疗养方式而不是为了取乐。在录音室外面，我们实在没什么社交活动，所以当我回归乐队后，我基本都独来独往。我虽然喝的很多，但我仍然表现的像个正常人——虽然酒都融在了血液里。我必须得努力工作才能让我表现得体。我必须这样，因为喝酒是唯一能让我满足的事并且能够让我有能力处理其他事务，不管是乐队的事或者我自己生活上的事，如果我想恢复正常生活的话，只能这样。
当时的工作重心是想让事情回归正轨。在那种史无前例的糟糕环境下我们仍然有所进展。这会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因为根本就没想要记住过。我倒是记得走进录音室后毫无目的的开始排练。太多的愤怒遏制了我的灵感。有几次我真的问了axl咱们该怎么办，但显然我们的想法非常不同。我想再次跟他就如何跟huge工作的问题沟通但显然这是条死胡同。
“你录专辑没必要非得跟他成为朋友才能录，”axl说。
“可能吧，”我说，“但至少得互相尊重吧。”
我们可能也在说我们俩。负面的影响实在太严重了，我无法集中精力，更何况搞创作。如此恼人的工作环境让我连冷静下来安安静静弹会琴都成为不可能。所以我又开始喝酒并且试着有所进展。
Axl邀请zakk wylde来跟我和paul huge排练。他觉得这应该是个好主意因为我跟zakk是好朋友并且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吉他手，但我真的不喜欢这样。我提出要重新雇佣gilby，但被拒绝。Axl所需所求所想都通过doug Goldstein不停地传给我。我能跟axl“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让doug传话。Axl给doug传话，doug重新编辑一遍他的话之后再告诉我，然后我给doug传话，doug再重新编辑成axl能接受的话之后再告诉axl，就这么传来传去。有时我也会打电话给axl，但他经常不接也不回。而且即使他出现在排练室，他也不唱。对于那会的记忆我很模糊，因为基本没怎么JAM过。我必须得承认，那些设备的确很棒。不过，对于毫无头绪的一群人来说这堆设备未免太过浪费。
我生气的回家后，责任心驱使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虽然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虽然不知道zakk wylde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我还是有所期望。他真的很棒；我记得几年前我在sunset marquis见到他时他当晚刚刚被ozzy雇作吉他手。我们在他屋子里庆祝直到他昏倒在浴缸里我才离去。Zakk的性格有时就像10倍steven adler：他不太会拐弯抹角说话并且很能应付那种对峙局面。他跟axl待的时间没超过一周。除此之外，我们在complex排练的时候真是弹不出什么来。枪花不是那种双主音吉他的乐队。我们两个主音吉他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一起弹歌，效果真的不好。我还是比较喜欢跟一个比较低调点的节奏吉他手一起演奏。如果zakk跟我真在一起弹歌，那肯定会不一样……有点像judas priest那类。并且他也觉得这有点不对劲。
“那挺好的，”我跟他说。“跟原来不太一样。”
“听着，哥们，”他说。“那倒是没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弹，没问题。但你跟axl可得把乐队搞起来。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然后让事情开始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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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乐队所有的事情都由axl和doug Goldstein决定。他们会决定用电话或者传真来通知Duff和我还有其他乐队成员——枪花已经完全成为了独裁统治。当时发生的事情简直如排山倒海一般无法抵挡；就像流沙。我无法阻止自己陷进去。我们该做的事情本来很简单：雇个新吉他手然后做个新专辑。但所有的事情都有axl决定，我知到他希望我能有所作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窒息。我觉得在这段最后的日子里就像是我跟他的拉锯战，他希望他能掌控一切而我仍然像维持乐队的民主。外界通常会认为我和axl是乐队的核心，我觉得axl会同意，但乐队的成就是由五个乐队成员共同铸就的，因此我认为没有谁比谁更重要。不过这观点已经过时了，对此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虽然我早就能看出点迹象，但当真正面对这一切时，我仍然选择拒绝相信。最初使得我们五个人聚在一起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法独来独往；仅因为这一个原因，我们都互相依靠。Axl一直是我们这小团队中的一部分——至少他没在时我们也觉得他在。虽然有时他会变得很难以捉摸，但在我们心里，他仍然是我们的一员。现在，突然，他不是了。以前我们可能会选择无视，但他现在却表明这是“他”的乐队并且他可以任何他想干的事来控制我们。并且他好像觉得我们会为拥有这个机会而感到高兴。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说他的坏话。非常难听。过段时间之后，我基本就不去排练了，因为那气氛十分难忍。我们想在录音室里写写歌弹弹琴……但每晚我们都坐在那等着axl来——他的确来了，不过基本都在我们大多数人离开之后——当时我们可是在为下一张枪花专辑写歌啊。就在这种情况下，axl递给我们的一份合约简直是雪上加霜。
这次是针对duff和我的——枪花的唯一两个原始成员。并且这明显有着策略性质：合约表明axl拥有乐队名誉权并且他可以再组一个叫Guns n’ roses的乐队。当然，我跟duff可能会成为其中一员……但只有在他的同意下才行，这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像雇佣兵一样。Axl雇了个律师来弄这些，所以duff和我也找了一个律师，结果这仨就开始了一场新的拉锯战，雇律师实在办不了什么事，除了花费客户的钱。Doug Goldstein也在一旁“推动”这一事情的进展。
这一情况是因我而逐渐改变；我的耐心，我的贡献，我的决心——逐渐都不像以前那样了。这也是众人目光的焦点：枪花到底出什么事了？是艺术上的分歧吗？还是SLASH的自负？还是axl的臭脾气？其实就是axl想控制住一切而我们剩下的人都束手无策。
在1995年8月31日axl给我寄了封信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了，他说他要退出乐队并且按照合约中所说的那样继续持有枪花的姓名使用权。之后我们尝试过想挽回。但他对于那份合约如此的坚持，那给我和duff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不得不妥协。我们签了一些文件之后就把这事放在了一边，希望之后事情会有所改善。但我们无法把合约上的要求量化，那样的话就显得很空洞而且没有人情味，所以我签了之后就随他去了。我只是想在我们还能往前走的时候尽量多走走。
不用说，我不再信任axl了。这个合约事件完全颠覆了枪花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我被迫成为了二把手，而axl已经正式成为了领导人，除非我不违反合约。有一次他约我在Brentwood的一家他最喜欢的意大利餐馆里举行秘密会议。我到那之后他却没到，所以我坐在吧台等他。他到了之后，我们就挪到了比较昏暗的座位，感觉跟黑社会会面似的。我记得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强迫我去接受他和他律师提出的一些条款，只是方式比较柔和一些。Axl把这事弄的好象我跟他是最重要的俩人。他试着说服我这其实是件好事，起码是俩人一起在做的事。
他一直想说服我，来给我展示他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听上去的确不赖，但我肯定不会买账。我坐在那听了半天，没怎么给他回应。那时的气氛很不愉快而且太多的事情还没说清楚。并且已经很明了的就是，无论我再说些什么也不会令他改变主意。而且他知道我的感受。我俩就一直持续这样交涉直到一切真的完蛋。
慢慢的开始就没有乐趣了。慢慢的一切变得令人沮丧。乐队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很令我吃惊的。我们，整个乐队，给了axl自由，这么多年了，却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
在doug Goldstein的办公室里也有过几次会议。然后，当然了，还得跟律师没完没了的交涉这件事。非常累人。我都不太明白我他妈在那浪费时间干嘛。既然明摆着得一起认真录个专辑，还得天天处理这些烂糟事，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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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滚石也在我所在的城市里；他们在sunset marquis待着，还在don was的屋子里录音，当时弄的是bridges to babylon专辑。我曾过去看过他们，看他们工作，看他们干自己的事，这让我觉得我所处的情况简直更遭。他们能够很好的互相尊重对方的性格。Keith可能会对ronnie说一些过分的话但ronnie是如此的和蔼，他们从来不会真正有争执。的确得如此，因为keith是个有着自负心理的人，他必然会找个人出气。他肯定不能拿mick或者charlie出气……虽然他试过。他们并不太在乎keith怎么说他们，所以没什么用，而ronnie就做的很好。就像ronnie说，“keith有点暴君的感觉。”但甭管吵的多厉害，大家都还是会互相尊重。
有一天晚上，他们工作完之后，我去ronnie的旅馆房间找他玩。他问我认不认识keith。我说不认识，而且也从来没单独聊过天，所以他就带我去keith的房间，给我们相互介绍了一下，然后就把我扔在了那。当时挺暗，音响里放着一些老的布鲁斯音乐。一盏昏暗的台灯把卧在沙发上的keith照出了红晕。我坐在咖啡桌旁的椅子上，他开始打量我。他自己说了几分钟之后，然后突然拿出一把蝴蝶刀晃来晃去，以显示自己的地位。他把刀插在了我俩之间的桌子上。
“嗯……好吧，”我说。
之后我们去chasen’s吃了晚饭。Keith和我站在吧台，聊毒品和监狱的话题，我感觉他就是为了能跟我找点话说而已。我在排练室排练了一天，所以当话题转到我的乐队时，我一下子说了很多很多。
Keith都认真听了进去，然后用深邃的眼睛看着我说。“听着，”他说。“有一件事你永远也不能做——你不退出。”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不首先退出，甭管别人怎么说，理都在你这。如果你一直都准时排练并且待到最后，即使到了大家都无法好好相处的时候，你的队友无法拿你退出乐队这件事讹你。的确这样：你要是最早去排练最晚离开，别人没法对你怎样。最完美的例子就似乎滚石的那首歌“happy，”出自exile on the main street专辑。Keith等着乐队其他人来排练的时候，他自己把那首歌写了出来。当他们来了之后，他把歌放给他们听，好象在说“怎么来的这么晚？”我一直想成为这样能客服困难又能创作音乐的人。你要是一直在，你就能控制局面。
Keith的话激励了；我觉得我应该更努力尝试。于是第二天我就重新纠正了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出现在了complex录音室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开始工作。但我又挨了一记耳光：axl根本就没来排练，而且律师关于我们雇佣合约的谈判变的更加恶心。感谢keith还试着激励我，但真的，我做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必须离开。
我们的“排练”经常会持续到很晚；等axl来的时候就更晚了。他来的时候基本都夜里1，2点了；我们顶多就再演奏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就烦了，于是只能回家，留axl一人在录音室里。在complex排练的那段日子里我根本就没听过axl唱歌；我不太确定他在1993年最后一场演出之后是否还唱过，而这会已经是1996年了。所以我连我们在做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似乎应该持续的即兴演奏直到他说，“嗯，这个不错，”或者，“我喜欢。”没人享受这一过程，所以没人有灵感。基本上我回家就已经3点了。就像许多这样的夜晚一样，有一天夜里，我决定离去。
我躺床上就睡着了。两个小时后，大概早晨5点，我冒着冷汗醒了过来，心里极度郁闷。我想了结这一切；我感到如此迷惘，我希望这一切都就此终结。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我从来都不想就这么结束了——有好几次我差点作出这样的决定但都忍住了。过了半个小时，我环视了一下我的卧室；我跟它没关系；我想迅速死掉；我不想再继续了。如果旁边有点毒品，我肯定一次都吸光它然后……就那样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盯着天花板，回忆着我整个一生。我在衡量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在想我到底是如何走到了如今的地步并且该如何面对这一切。6点的时候我感到累了然后马上就睡了。2小时后我醒来，脑里只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就这样吧。”除此之外，毫无杂念。
其实直到这一刻，我身体的一半想着要继续下去；而另一半则坚决要做个了结。黎明前，我再一次多角度全方面的思考了一遍这件事，最后终于做了决定。乐队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了而且我不想再在里面待着。我把这个想法说给自己听后，就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我起了床，打电话给我们的经纪人，告诉doug说我不会再回去了。
“就这样了，”我告诉doug。“我受够了。我走人。”
他没说什么之前我就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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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对于整件事其实我是很天真的：我没有很好的保护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一直觉得，没了乐手的乐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我觉得我没给axl什么东西，因为对我来说，他要是只有一个乐队名字而没有实在的东西，又能干什么？
我其实应该找一个律师去处理这件事；但我对这件事看的太轻而且我也不想因此而麻烦缠身。我没弄什么新闻发布会，因为我不想引起太大的争议。我只想悄悄离开。我不想把这演变成两个人通过媒体互相掐架。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本来很简单的事最后居然要弄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我以为我本能拿走属于我的然后走人就行了。
短期看来，给枪花工作的人里面没人原因相信我不干了。Axl通过跟我关系近的人联系我，告诉我我应该重新考虑。他打电话给我爸，我的保镖，我的妻子Renee，并且告诉他们我在犯下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他说我这一决定吹跑了无数的金钱。不过这些对我来说都没关系。我受够了，我不干了。木已成舟，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说实话，axl周围的人没人相信我这一走就是好几年。他们这种翻脸不认人的态度让我很震惊：我从来没表现出想要归队的意向，不过这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就是不肯相信我居然宁愿离开枪花也不愿处理跟枪花产生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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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枪花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乐队，我从我们走到一起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尽力达成这个目标。我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并且毫不后悔。我们所获得了别人梦想着能实现的成就；仅仅数年，我们就获得了像滚石那样的乐队努力十多年才能获得的成就。我不是在自吹，不过你仔细看看，我们的确创造了历史。
就在我为乐队付出巨大努力之后却要被迫离开，简直是无法理解。但一旦真的下了决心，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眼前的路也变得明朗了许多。有点像从深海中被拽出来的感觉。我做决定的那天，起的比较早，给管事的打了个电话然后就接着去睡了。那一天的其他事我毫无印象，但唯一能记得的就是，当我再次醒来时，我简直像重生了一样。我感觉我好象睡了一个礼拜。当晚我打电话给了duff，matt还有adam day，告诉了他们我的决定。Duff立即接受这一事实，matt对此也不吃惊。我虽然满足了但却喜忧参半；因为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放弃过。
之后的一阵和平的日子令我很享受。我出去逛然后找机会跟别人JAM。我律师问我要不要索赔损失费什么的，我说不了，这样挺好。我实在没这个心思；虽然他们是在保护我的权益并且我也许该听从他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只是不愿意相信这物是人非的现实。我没这么看这件事，但当你从公司辞职后你需要保护你的利益。那时我仍然愚蠢的认为枪花对我来说还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我没太仔细考虑该怎么处理善后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而这令我很不爽。
总之，我坚持并贯彻了自己的原则。我爸爸早前也告诉过我说，当遇到麻烦的时候，“别跟船一块沉了。”我觉得退出枪花是我做过的最聪明的决定。我觉得如果我留在乐队里的话，在那种环境之下生活，我肯定活不到今天了。我肯定又会染上毒品。如果当时我能知道这些，如果我当时能够更有经验更会保护自己更具有洞察能力的话——我不是在说axl雇的那帮坏事的人们——事情可能就不会这样了。他雇了一帮只会从他身上赚钱的人们。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俩能面对面讨论这件事，我想对于乐队的事情我们会处理的更好。但我不相信“如果”。
这本来不会这样。Axl一意孤行，我也是被逼无奈。我走了之后，duff没到一年也走了。不久之后，matt被解雇了。显然，因为排练的时候有人羞辱我，而他选择支持我，这直接导致他被解雇。
1998年的时候，axl是唯一一个原始成员，他仍然可以把这个乐队叫枪花。那时，izzy发行了一堆他的个人专辑并且开始了世界巡演，gilby也是。Duff组了新乐队并且发行了两张专辑，而我也是。我组的第二个snakepit乐队弄的不错。至于Matt，他重新加入了the cult，出了专辑，开始了巡演。Steven仍然吸毒，不过这次axl就没借口开除他了。我觉得很可笑的是，废了半天劲让我们屈服最终使他能获得姓名使用权的那个人却什么也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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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我离开枪花前的最后的日子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持音乐上的灵感。这是我来缓解乐队的剧变带给我的创伤的最好方式。我跟各类乐手进行巡演，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跟nile Rodgers还有chic乐队的原始阵容一起去了日本，这次经历真可谓是重新给我上了堂音乐课。
我对nile充满了尊敬；我们一起为beverly hills cop 3录制了原声带，所以当他叫我去跟chic一起去巡演时，我立即答应了。他把那乐队的原始成员都叫来了: Omar akeem,Bernie worrell,Bernard Edwards还有至少一个唱和声的。他们叫来了stevie winwood,simon le bon,sister sledge还有我一起去当嘉宾。
在纽约的S.I.R排练的时候，我用我的les paul弄了个俯冲轰炸效果（这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事故），就是你把档位器那部分往下按的同时把琴颈往上抬（注：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不细翻译了），这样就不用摇杆了。我把我琴颈往上抬的时候，它突然飞了过来并且正好打到我脸上。这感觉就像被棒球棍子给了一下：打中的时候听着就像m-80，而且我的上嘴唇破了个大口子。有人当时把这一切录下来了，我真挺想看看。留下来的伤疤大概有5美分硬币那么大。
这声音吸引大家停下了手里的活朝我望过来。我当时手里拿着一半的吉他，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半，血流到了我下巴，脖子还有胸膛上。我当时傻了；他们都指着我而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由于我在纽约，所以我只能等3个小时去看ER医生（？）。我想办法回了paramount旅店，我在那的吧台坐着，拿了一块冰敷着我的脸，旁边还放了一瓶酒。就这么一直待到第二天，跟其他人一起坐上了飞机。
同时，adam拿着我的吉他去看看能不能修，当我在大门见着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哥们想办法把吉他粘起来了。
“我尽力了，”他说。他看起来很累。“看着有点怪异(frankenstein)，不过应该能用。”
我想借此机会来让我十九年的吉他技师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他。原来他也帮过我许多次，但这次我真的想要好好感谢他。那吉他已经破成了那副样子，我觉得肯定没药可救了，但他却辛辛苦苦弄了一晚上把它修好了，并且现在那把吉他听起来比以前还要棒。
（竞霄：值得一提的是Gibson今年给Slash复刻的这把吉他还保留了这处伤疤：从琴颈大约12品的背面一直裂到正面拾音器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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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日本巡演非常精彩；每一场演出都值得回味。乐队由出色的乐手组成，所以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并且充满了欢乐。我跟一个唱和声的女歌手打的火热。巡演的最后一晚我跟她还有一些其他的女孩们一起在俱乐部的包厢里坐着。Bernard Edwards也在那里跟我们一起玩，但他比较累了所以走的比较早；保安护送他到了他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他的尸体被别人发现，他由于严重的急性肺炎发作死在沙发上。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虚幻。“我刚还跟他在一起呢！”我说。我真的很尊敬Bernard，他不仅是个音乐人并且具有很好的个人品质。他是最酷的，最温柔的人。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在巡演里他一直罩着我，让我在这块异地他乡能够更好的跟别人相处，还让我跟那些音乐高手们一起JAM，而他其实并不了解我或我的音乐。那次巡演时他看上去十分健康；他就是在睡梦中平和的死去了。他的死对于Nile来说意义巨大，因为bernard不仅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创作伙伴，而他们经过分道扬镳后最近才刚刚和好。他们刚把乐队凑到一块；他们刚准备去录音并且让一切重新运作起来。Nile十分震惊，每个人都如此：我们在日本分开后又在Connecticut见面去参加Bernard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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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通过让自己接触不同领域（的音乐）来继续保持灵感，这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为电影Curdled所在的Quentin Tarantino的公司录制原声乐。当Miramax向我提出请求时，身为他的影迷，我立即答应了。电影很棒；讲的是法医收集完犯罪现场证据后清理人员来清理犯罪现场的事情。他们发现自己一直在处理一个连环杀手的现场，这个杀手只杀富有的女人，然后他们其中的一个，是个漂亮的女孩，爱上了杀手并且还为他的杀手做剪报。剧情从这里开始进入高潮。
Quentin跟我见面后，他为我描述了影片然后我开始根据影片中的人物Gabriella来创作音乐，而演那个女孩的演员是Angela Jones。Angela是拉丁人，但是一个出生在Pittsbugh的白人，我在Pulp Fiction（低俗小说）里看到她时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她演的就是载着Bruce Willis去旅店的那个出租司机。我花了几个小时来创作音乐，器乐版，包括了原声吉他，电吉他和弗拉门哥吉他。我跟Jed Leiber一起录制了这个乐器版本，他是我在L.A.认识的很棒的录音工程师。
我回到New York后，Nile Rodgers在那里录制了几首电声版的歌曲。然后我们坐飞机到了西班牙去找这位西班牙歌星Martha Sanchez录制人声部分。她可以称得上是西班牙的Madonna，而很显然的是Nile花了很多的钱来让她参与进来所以他能和她在一块待会。我对此没什么意见；我在马德里闲逛的时候很爽。Martha带我们去那些交谈很自由的酒吧里喝那些藏了几百年的酒。并且在每一个这样的酒吧里，都有很出色的弗拉门哥吉他手——在跟他们JAM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
在Miami的杀青派对上我与Quentin，Angela还有其他一些人成为了朋友。她开始和我在L.A.约会；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基本都在她的车里做。我们会在餐馆见面然后在她的车里做。我们会在电话里约会然后在她的车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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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逮着机会就跟别人JAM，来理清头绪，认清前路。我让我自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因为当我外面彩旗飘的时候(注：Sowing My Wild Oats，即花时间去外面“享乐”，在枪花的My Michelle里也用了这一成语)，我的婚姻就有麻烦了。这一切来的很突然：即使我在L.A.的时候，我也很少在家。我现在已经不受枪花的困扰了，但现在困扰我的是下面该做什么。
我旅行的时候从来没有带上过Renee，而且我在外面时也并不忠诚。我们的确一起去过爱尔兰，去访问Ronnie wood和他的家人。这样对待Renee，我有时还是比较满意的。她是个有远大追求的演员，对此我表示尊重，但同时她似乎在事业上也没有任何进展。我觉得由于我事业的成功她可能会觉得很沮丧。我最先迈出了第一步。（Cemented a foot in the door）但这对于Renee意义不大，所以这似乎是，因为我弹的音乐她并不喜欢。仔细想想，她估计都不知道枪花这乐队到底有多大。她可能觉得一切都挺幼稚的。
随着我们的关系逐渐恶化，Renee开始和好莱坞最底层的演员们约会了，经常开PARTY。同时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我已经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位丈夫的事实。
保险公司赔偿了我那因在地震中受损的房屋后，我们在Roxbury Drive的Beverly Hills买了套新的。那是一套修建于1920年代昂贵的西班牙风格建筑现在已经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它也有一个地下室，这在L.A.比较少见。这房子有一种气氛；地下室里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迪斯科亮光球。我爱上这东西了。在三层楼主卧室旁边有一个被漆成白色的屋子，看起来像个暗室：那里有一堆存照片的抽屉，并且都用黑白色的标签贴着女孩的名字比如“CANDY”,“MONICA”，“MICHELLE”。
我们马上就把这房子买了下来。我觉得这房子可能见证了不少非法活动，可以想象在地下室里都有过什么样的疯狂PARTY。不过对我唯一重要的就是它的确有一个地下室——建录音室的完美场所。我马上就开始建造这个录音室而那也是我第一次“不惜代价”去做什么事——甭管花我多少钱。我让Renee随便布置这屋子，简直就是烧钱。这间The roxbury房子本应该很不错——它包括一个录音室，许多房间，弹球机还有街机游戏还有台球桌等等。这是Beverly hills最好的地方了，不过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所以我并不是太高兴。Snakepit第二代马上便要组建起来了，而我还不停的喝酒吸食海洛因和古柯碱。我感到有些空虚和失落。Renee很喜欢这间房子，但我很少睡在那里，倒是在周围的地方睡过不少次。
我经常在Sunset Marquis那里闲逛，仅仅为了逃避其他事情。离开枪花后我感觉十分空虚；我开始在酒店的游泳池里玩乐，追女孩，天天在酒吧喝酒，以此来逃避那些我心里厌烦的东西。如果说John Lennon失落了一个星期，那我就得失落了一年。
我的保镖Ronnie开始管理房子的事。同时我又开始了L.A.的巡演，很快我又感到不爽了。我参加了几个名流云集的活动而我还在那里出了丑。于是有些人看出了我的问题，包括Renee。总之，这是一段十分迷惘的时期，虽然我仍然像以前那样想弹吉他；我只是需要点动力。